我的戎马生涯

王化江口述    王青记录整理

一、从孤儿到抗日战士

1928年冬,我生于河北省威县香诚固乡西留善固村，因老人去世早，具体生日不知，母亲郭氏生我后得病去世。父亲带着我们兄弟俩，生活很艰难，只好将我寄养舅家。在舅家长至七、八岁，因舅家生活也很拮据，父亲只好将我领回家。

抗日战争，日本帝国主义对晋察冀地区疯狂扫荡，采取“三光”政策，在我的记忆中，有一种酷刑“踢皮球”，就是把人装进麻袋，日本兵就象踢皮球一样，来回踢，直至把人活活踢死。当然还有很多残酷的暴刑，现在很多记录片中人们都能看到，甚至还有日本人当年拍下的照片，都证明了他们犯下的滔天罪行。

1939年春，父亲找到在区上当农会主席的表哥王世魁，让我参加了“子弟兵连”， “子弟兵连”为地方抗日机构，连长叫韩秀海。当时我年龄小，领导安排让我送信。在当通讯员的过程中，经常遭遇日本鬼子包围。那时一晚上转移几家或睡在树林里甚至坟地都是常有的事，特别是在过敌人封锁线时，常扮成拾粪的孩子，当时都是“黄协军”即“伪军”搜身，我就嘴很甜地称他们“叔叔”，他们有时很随便地搜一下就放我过去了。

我离开家在“子弟兵连”当通讯员期间，哥哥被日本兵抓到东北当劳工，父亲有时在有钱人家当帮厨。

1940年春，瘟疫流行，情况很是严重，甚至有的全家被瘟疫夺去了生命，连掩埋尸体的人都没有。七月的一天，我送信路过家门，见大门未上锁，有很长时间未见父亲了，心想他今天一定在家，我高兴地喊他开门，但一点动静都没有，我又使劲砸门，还是没人应声，只好翻入院内，一进屋惊呆了，父亲躺在地上，早就死去了，身体已开始腐烂。我那时才十一二岁，根本抬不动他，只好找来远方的亲戚帮我把父亲掩埋了。父亲没有了，哥哥又被日本兵抓去当劳工，我身边已没有了亲人，只好擦干了眼泪，跟着共产党打鬼子。

我们“子弟兵连”常常配合八路军打游击战，和日本鬼子面对面地打过肉搏战。1941年，地方上精兵简政，有一部分人就正式转入部队。1941年8月我正式当兵，参加了八路军，被编入冀南军分区新兵十九团（当时的临时番号），2000多人在太行山开始冬训，在太行山整训期间，我们除了刻苦练兵，还开展地雷战。当时哪有那么多的钢铁造地雷，我们就地取材，太行山满山的石头就是我们造地雷的材料，我们用钢钎把石头中间凿个洞，里面装满火药，遇到日本鬼子进山扫荡，我们就用石头地雷打击他们。第二年开春出发去延安。走出太行山要过几道敌人封锁线，所以上级派有护送我们的同志和接应我们的同志。在过汾河时，因是黑夜，河岸边又都是淤泥，很多战友被陷进去了，越着急，脚越拔不出来，且越陷越深，有的人就开始着急喊自己的班长、连长，河两岸碉堡的敌人发现了我们，但敌人搞不清我军情况，不敢冒然行动，只是在碉堡上燃照明信号，一个碉堡传给另一个碉堡，不一会，汾河两岸山上敌人的碉堡也都燃起了信号。当时上级命令我们团一定赶在拂晓以前渡过汾河，可看到那些被淤泥陷在那里动不了的战友，有的同志去帮忙，连自己也陷进去了。当时天又黑，找不到工具去解救他们，并且敌人已发现了我们，情况很危急，自己年龄小，个儿也低，如何过得去还结着薄冰的汾河呢？此时，猛然想起当地老百姓给我们送的军鞋，鞋底纳得很硬，我把鞋横着绑在两脚上，与淤泥的接触面积增大，就不容易陷进泥里。接着又把裤子脱下围在脖子上，一点一点地挪过淤泥滩，跳进冰冷刺骨的汾河，对于水性只会“狗刨”的我，一边用手划开带着冰凌的河水，奋力游到对岸，河边仍旧是淤泥，真得感谢老乡送给我的那双鞋，横绑在脚下，帮我渡过了这个淤泥滩。

上了岸，天就亮了，过河的同志忙着清点人数，这时河对岸已传来枪声，说明敌人的增援部队已到，而我们只过来三分之一的人，有人喊“快跑，山这边碉堡的敌人下来，我们就难脱身了。”我赶紧用手刮一刮腿上脚上的泥巴，解下围在脖子上的裤子，快速穿上，飞跑着撵上前面的战友。跑了有半个钟头，身上的衣服由于过河时被水浸湿，当时虽然是开春季节，但天气仍很寒冷，上衣这时冻得梆梆硬。那时发军服，不可能量体裁衣，我年龄小，发的军服大，几乎都到膝盖处，跑起来，结了冰的衣服就嘎嘎地响。跑到天大亮，估计上午九十点钟，又开始翻一座山，具体地名我记不清，只知道这是晋西北的山区，仍是敌人的封锁区，等远离敌人的碉堡后，我们才开始休息，这一晚上，我们过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，行军二百多里路，人困马乏，浑身像散了架一样。大家睡在树林里，等到了开饭时，同志们怎么叫我，我都没醒，等到了晚上，我们又开始行军，夜行军主要是为了避开敌人。我困得起不来，有的同志拽也拽不起来我，不知是谁故意喊了一声：“敌人来了，快跑！”我猛的打了个激凌，爬起来就跑。可能走了五，六天，就到了黄河边。老乡们用船把我们送过岸。过了黄河就是陕甘宁边区，记得岸这边是佳县。终于到了老区，心里踏实了，再也用不着夜行军来躲避敌人。接着我们又走了两三天，到了绥德，开始休息。休息了一星期左右，又开始向延安开拔，走了两天，到了延安，我们又开始休整，过了半个月左右，我们被分配到各个部队，我被分到定边警备三旅，属于陕甘宁边区中央直属部队。可是在到定边的半途中，我开始发高烧，烧得迷迷糊糊，等醒来时，发现自己躺在窑洞里，很疑惑，我怎么躺在这里？这时，过来一位穿着粗布白大褂的大夫说：“哎呀，你可醒过来了，你高烧不退，昏迷了一个星期，现在可好了。”原来，这里是旅部在吴起镇的卫生分院，是顺着山沟挖了一排窑洞，条件很是简陋。我在那儿养治了一段时间，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，就找到医院领导，要求出院找部队去。可医院的领导很和蔼地拍拍我的头说：“小同志，你原来部队的战友都分到下面各个团了，你年龄小，干脆就留在我们这里吧”？我不很情愿地说：“这里的同志我都不认识，我要到旅部找原来的同志。”那位领导很通情达理地笑着说：“我们旅部医院也分来了一些同志，你非要去找他们，我也不拦着，那派个同志陪你去吧。”第二天，我和陪同的同志就向定边出发了，此时，路边的杏树已结着拇指盖大小的小山杏了。我不禁感叹，时间过得可真快啊。走了两天，我们到了定边。最后上级领导还是把我分到定边的旅部医院，医院里有几个我们从华北地区过来的同志，是其他连队的，我并不熟悉，可一起艰难跋涉地来到延安，见了面还是非常的亲切。

当时我不懂医，就暂时在医院当护理员，跟着老医生学习，我们旅部医院在长城内，长城外就驻扎着国民党部队，因当时国内民众要求一致抗日，所以，国民党和我们还没有大的摩擦。有一次，国民党的一个团长还到我们医院来做了个痔疮手术。

我们到延安不久，正是延安大生产运动的高潮，我们开荒、种地、养羊、喂猪，当时我们旅部靠近盐场堡，所以，我们部队还晒盐。自己动手纺羊毛线，织毛衣，织袜子等。由于当时没有脱膻技术，剪下生羊毛后，冬天直接用做被子和棉衣裤，遇到阴雨天，又臭又膻。虽然条件艰苦，但我们精神高涨，心情舒畅，自力更生，丰衣足食，边学习，边生产，日子过得很充实。

二、转战大西北

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全国人民要求和平，但国民党反动派妄图篡夺抗战的胜利果实，与共产党争地盘，内战的危机十分严重，我党对此已有充分准备，为挽救和平，从人民的愿望和利益出发，寻求避免内战，实现和平的道路，1945年8月25日，中共中央发表《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》，提出了和平、民主、团结三大主张。蒋介石为掩人耳目，伪装和平，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。毛泽东于1945年8月28日与周恩来等赴重庆谈判。10月10日公布《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》（即双十协定）。但国民党对解放区的进攻并没有停止，解放区的军民寸土必争，消灭了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，迫使国民党反动派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，于1946年1月10日达成了停战协定，国民党反动派在完成军事部署后，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，悍然撕毁和平协定，于1946年6月26日调动160万军队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。我军处在备战状态，并且奋起还击，到1947年2月，经过8个月的作战，歼敌71万余人，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，迫敌把军事进攻改为“重点进攻”，并把进攻的重点置于山东和陕甘宁两个解放区。

1946年3月，部队整编，我们三旅和三五八旅合并了，全军开始备战，我们从定边向南到了甘肃庆阳，把伤病员转移到东华池，那里原是抗大七分校搞生产的地方。我们驻军在甘肃庆阳，那里是陇东军分区。7月，李先念率部队从中原突围，经过河南、湖北、陕南，到达甘肃平凉西峰镇，我们部队在那里迎接他们。当胡宗南进入延安，我们部队离开庆阳，有时一天转移几个地方，主要配合主力部队。我们经常在淳化、铜川以北、耀县等地，根据敌人的动向而变化我们的行动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胡宗南占领延安的第三天，我们团就把耀县打下，消灭国民党一个团部和一个营。接着又打下白水高阳镇，每一仗打完就走，同时给部队补充一些东西。这期间我们部队几乎都在山里，遇到敌人薄弱的地方就打他一家伙，如小塬子战役，我们打了个埋伏战，消灭敌人一个团。在焦家坪煤矿、高阳镇、白水等地都打了胜仗。

 1947年7月的一天，我们团在淳化以北的槐树庄，侦察员报告说敌人过来一个营，我们准备打个埋伏仗。等敌人来了以后，战斗打响了，可没想到敌人越来越多，还有骑兵，可能有马步芳的部队。看来敌兵远远不止一个营，我们只好向山里撤退，敌人追了我们整整两天。我们撤退时把团里的物品分开背在身上，有流通的法币（即国统区钱币）和药品等。我们在山上的树林里转了一天，天快黑时，我和班长滑到十几米深的沟里，没想到沟里有个窑洞，我们在窑洞里呆了一晚上，天亮以后，我们出来在树林里转悠，因为有两三天没吃东西了，就在树林里找点野生木耳、野菜等充饥。突然我们听到有动静，一会儿有几个人向这边走来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我们团宣传队的同志，我们迎上去，听他们说敌人向北走远了。我们几个把钱币及药品等藏到窑洞里，在洞口盖些草伪装起来。后来我们在地边掰些青苞谷填填肚子。正当我们要去找部队，迎面碰上了我军的前哨部队，他们说：“大部队马上过来，你们就在这儿等着吧！”虽然这次的埋伏仗没打好，但我们损伤不大，重要的是我们保住了部队的财物，获集体二等功。

1947年9月中旬，由警备第一、第三旅、骑六师组成了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。因我原在三旅，故也是第四纵队的一员，我们司令员是王世泰，政治委员是张仲良。同年十月上旬，我们打了有惊无险的一仗。一旅一个团攻打韩城，我们团在外配合，打了几天没攻下，我们怕敌人从西安来援兵，就撤兵了；可敌人也怕守不住，他们把韩城北关给烧了，也撤出韩城。没想到我们和敌人同方向走在一条公路上，因是夜晚，谁也看不清谁，我们部队没有打亮，敌人却有的手里打着手电筒，我们一个参谋发觉不对，让战士悄悄从后向前传命令，做好战斗准备。敌人没有任何防备，我们部队把他们这支部队一下子围住，高喊：“不许动，举起手来。”敌人乱作一团，叫嚷着：“别误会，自己人。”就这样，我们没发一枪一弹，就俘虏敌人一个团的兵力。

1947年10月底，我们部队北上第二次攻打榆林（第一次攻打榆林是1947年8月），由于当时天气已冷，我们没有穿上棉衣，部队给每人发了一些白布，让自己染，当时也没有染料，就用老百姓家用锅底的黑灰染，染出的布就象小孩子尿过的一样，一块一块的，根本没法穿，大家为了御寒，只好用被子围在身上，象个大斗篷，就这样向北行军。我们围攻榆林近一个月也未攻克，是由于对敌情估计不足，个别指挥员疏忽，战术上强攻与坑道爆破脱节，加上陕北气候寒冷，我军装备单薄，粮食不足，部队久战疲劳。12月中，我们撤围榆林，部队到了瓦窑堡、靖边一带，部队开始全军整训，开展诉苦运动。在此基础上，开展查阶级、查思想、查斗志，进行党的政策教育，开展群众性的练兵运动，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效果。在诉苦运动中，我也联想到了自己的家世——由于父母已故，很想自己的哥哥，抗战胜利后，我给家乡写了一封信，要找哥哥，当时部队都是军邮，很快家乡政府给我回了一封信，告诉我哥哥被日本鬼子抓去当劳工，逃回来后，参加了八路军，在一次打敌人据点时牺牲了。全国解放后，我回到家乡，在抗战时期的烈士名单中找到了哥哥的名字，但不知被埋在何处。所以通过诉苦运动，使我这个孤儿更加爱党爱部队。因为我在1943年15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所以把党和部队当成自己的亲人、自己的家。通过这次整训运动，加强了军队的战斗力，西北野战军士气异常旺盛。

1948年2月，过了春节，我们南下到宜川，为了配合中原战场和收复延安，彭德怀决定发起宜川战役，提出围城打援——围宜川城打刘戡之援军的作战方案。2月24日，正是阴历正月十五，西北野战军第三纵队包围了宜川城，第一、第二、第四、第六纵队等，隐蔽在宜川和洛川之间公路南北山岭布下了一个口袋阵，待机打援。我们围城战斗打响之后，敌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主力2个整编师4个旅的兵力，沿洛宜公路来援，果然钻入我军早已布置好的“口袋”里，29日被我们打援部队包围在瓦子街地区，我们向“口袋”里的敌人发起了猛烈攻击。31日，我们打援部队发起了总攻，激战5小时，敌整编第二十九军和2个整编师全部被歼，首创西北野战军一次歼敌一个整编军的最高记录。3月3日，我们攻克宜川，歼敌一个旅。此次战役共歼敌2.9万人，击毙敌军军长刘戡。接着我们又打下黄龙、白水、宜君、三原、泾阳、铜川等地。记得宜君是晚上打的，敌人主要是保安队。打铜川时，国民党的地方部队军就闻风而逃，仗打得很轻松。这时领导把我分派到四纵队的炮兵连当卫生员。1948年4月份，我军攻占宝鸡。我们四纵队、一纵队没有直接参与，而是从扶凤北上到麟游，又继续北上向甘肃平凉进军。当时平凉西北镇原县的筒子镇，被马步芳部队所占，敌人发现我们进军，他们马上撤出筒子镇，给了我们一个空镇，我军教导四旅最先进入镇内，没想到敌人打了个回马枪，反身回来把我军围住，我是跟着部队第二批到达筒子镇，接着我们又把敌人在外面围住，但敌人的后援部队又把我们围住，我军第三批到达的部队又把敌人围住。我们在胡、马军的夹击中作战，伤亡大，只好回撤。当时国民党的飞机在空中飞来飞去，晴天时在空中扫射，杀伤力极大，但当时多亏十几天都是沙尘暴天气，敌人的飞机在空中根本一点作用都发挥不了，我们互相看不见对方，地面只听见飞机轰轰的叫声，很吵人。那时我有二十多天都未睡过觉，几乎全是夜行军，困得实在不行了，手里拽着马尾巴似睡非睡地让马拖着走。在撤退过程中，我还险些丢了性命，一天我困得实在是撑不住了，就在路边的沟里睡着了，睡梦中听到炮车的隆隆声，猛地一睁眼，见我们炮兵连正在撤退，我一跃跳起来，跟上部队撤，刚走了10米，一枚炮弹落在我刚才睡觉的地方爆炸了，炸了个大深坑，真险啊！因宝鸡方面胡宗南部队北上追赶我军，我军又东撤，这期间我军有些被动，彭老总有一次还险些被敌人活捉，我们刚从沟底上坡，敌人已在沟下追来，我们团做最后掩护，又因当时天已快黑，敌人也没有再追，我们才安全地撤退到了老区的山里。

5月份，彭德怀在洛川主持召开了野战军第二次前委扩大会，总结西府战役，彭老总还作了检讨，虽然收复了延安，夺取了洛川，巩固了黄龙地区，摧毁了敌人的西北供应基地，但未完成建立麟游、千山根据地及收复陇东、三边的任务。对造成回撤被动局面和严重伤亡而减员的部队，彭老总引咎自责。正是由于彭老总这种自我批评精神，使全军精神振奋。接着，我军开始整训，大概有两个月，整训结束后，我们部队又向东打了荔北战役。我们也不固定在一个地方，经常打运动战。有的仗打得很巧，1948年11月，天还下着小雪，我们从白水向西走，当时并不知道国民党部队就在我们前面，也向西走，因敌人部队有掉队的，被我们发现，抓住“舌头”一问，才知道是胡宗南部下钟松17师的一个团，原来他们到的宿营地和我们部队到的地方一样，在富平康庄。我们到了目的地，天已大黑，敌人正在抱麦草，还未反应过来，就被我们包围了，但双方还是交了火，战斗很快结束了，我们打了个胜仗。接着我们又北上，再返回白水一带。这时上级让我去军里在黄陵店头镇办的医校学习了半年，第二年五月毕业。1949年2月，西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人民解放军编制、番号的指示，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。医校毕业后我又被分在第二兵团第四军的军卫生部。

1949年5月，我们在乾县、礼泉、泾阳一带阻击马步芳、马鸿逵部队，5月15日在彭德怀的指挥下，发起了陕中战役，先后解放了咸阳、西安、凤翔、眉县等地。5月25日，虢镇以东、渭河南北广大地区均获解放。胡宗南失守陕中后，使长期统治西北的国民党部队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马步芳、马鸿逵处境十分孤立，为保其地盘，组成了10万余人的援陕兵团，联合胡宗南的第十八兵团共约20万余人，企图乘解放军主力尚未集中就绪之际，夺取咸阳和西安，我军给敌人以重大杀伤。在这期间，我们在关中一带打击敌人，同时也等待华北的解放军第十八、十九兵团开过来。1949年4月太原战役后，太原解放了。6月，解放军第十八、十九兵团入陕和我们汇合。

陕中战役后，胡宗南集团和马步芳、马鸿逵集团为牵制解放军兵力和避免被歼，将所属约5个军分别配置在永寿、彬县等麟游山区。胡宗南所属4个军分别配置在渭河以北的扶风和渭河以南的眉县地区，企图凭借险要的有利地形建立作战联盟，阻止解放军西进。我们第一野战军决定集中兵力，采取“牵马打胡”的方针，以一个兵团牵制马步芳、马鸿逵，集中3个兵团将胡宗南的主力歼灭在扶（凤）眉（县）地区。7月10日，牵制部队第十九兵团进至乾县、礼泉地区，12日晨攻击部队，我所在的第二兵团进占眉县车站，要切断敌人向宝鸡逃跑的退路。当时接到命令，我在泾阳县西，扔下所有的行李，夜行100多公里，赶到扶风。沿渭河南北进攻的第十八、第一兵团在第二兵团的配合下，将胡宗南4个军9个师约4万余人合围于扶眉地区。7月12日15时发起总攻，经过5个小时激战，除胡宗南率残部南越秦岭，逃往汉中外，其余全部歼灭。马步芳、马鸿逵部仓皇西退，我军乘胜追击，于7月14日解放宝鸡、凤翔等地。此次战役在党史上称为扶眉战役。由于我们四军在扶眉战役中不怕疲劳，不怕牺牲，出色地完成了任务，彭德怀立即给我们四军发出嘉奖。

扶眉战役结束后，我们部队在蔡家坡、凤翔、千阳休息了两天。由于当时西北的形势是胡宗南残部退守秦岭；马步芳、马鸿逵部收缩于银川、西宁、兰州地区，并集中兵力固守兰州重镇。企图将进军西北的解放军牵制在甘宁地区，以获得喘息之机，继续盘踞四川，负隅顽抗。为了迅速解放大西北，粉碎敌人之企图，第一野战军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歼灭马步芳部主力，解放兰州的指示精神，在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的指挥下，决定以第十八兵团大部及第七军留置宝鸡、天水地区，继续牵制胡宗南部队；以第十九兵团的第六十四军进至固原、海原牵制马鸿逵部，使其不能出援兰州；以第一兵团大部附第六十二军直取西宁，断马步芳向青海的退路；以第二、第十九兵团大部共5个军的兵力围歼兰州的敌人，各部于7月24日开始向兰州挺进。我在二兵团四军是攻打兰州的部队，在行进中，我们先头部队在关山消灭马家一个师，当时山沟里死马死人堆得到处都是，因天热，很快就有味了。我们继续向定西、兰州挺进，沿途粉碎了马部数道防线，8月20日，我们部队到达兰州城郊。此时秦岭一线的胡宗南部未敢出动；宁夏马鸿逵一部增援兰州，被第六十四军阻击于海原以北，使兰州之敌成为无援的孤军。8月25日，我军向兰州守敌发起总攻，激战一天，攻占南山敌人的主阵地，当夜敌军全线撤退，我军乘胜追击，直插兰州市区。攻打兰州城，主要是我们四军强攻，经过激烈的巷战，和敌人面对面地拼刺刀，26日，被国民党倚为金城汤池的兰州城，被我军一举攻克。兰州战役是西北战场上规模最大、战斗最激烈的一次城市攻坚战，也是西北战场上最后一次大战役。此次战役我军伤亡很大，我们军部医院没在阿缸镇，伤员一批一批地送过来，当时条件很简陋，伤病员躺了一地，只能给他们临时处理，在伤病员衣袋里装上一张表，是部队提前印好的，在表上填写伤员的姓名、所属部队番号、其受伤部位、伤口临时处理情况，再把他们转往后方医院，便于医院更快更好地救治伤员。因我们四军伤亡很大，被俘虏的国民党军的士兵就补充进来，接着我们继续西进。

我们在过乌鞘岭时，部队给我们发国民党部队的衣服，并且是棉衣，大热天的发什么棉衣，况且是国民党的服装，我坚决不要。没想到还未到山上就开始下大雪，温度骤然降低。我这才恍然大悟。也多亏当时年轻，翻过了乌鞘岭，在山口住了一夜。继续向西行军，到了甘肃武威，我们开始整休。前面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了张掖、酒泉，本来上级让我们进新疆，但由于四军打下兰州后，补充进来的很多国民党士兵的素质不高；另外十八兵团又进四川，所以上级又决定让我们四军接替十八兵团的剿匪任务。

当时，正是北平解放前夕，张治中到北平同中共代表团谈判。而他的一个女婿，驻军在甘肃张掖，我们原以为他的女婿会起义，谁知他的女婿弃军坐飞机跑了。留下的部队作鸟兽散，一股一股地潜到山区当了土匪。他们有的化装成老百姓，来袭击我们的驻军和老百姓，有的在山区打游击。所以，我们部队又从武威返回驻扎在甘肃的临夏，军部在临洮。这是已是1949年11月，当地是回族自治区，还有藏族同胞，。我们和他们相处得很融洽。

到了1950年，我们部队除了一部分继续剿匪，另一部分人员开始修铁路。这时我又被分到通训营，时间不长，过了春节后又把我分到工兵营。我们从陇西修铁路，我参加了陇西到武山、甘谷段的铁路建设。1950年底上级又派我到军里卫校学习，学业一年，后我分到四军炮兵团，1952年四军军部组建成立了城防高射炮兵学校。同年的八月至九月，我在这里学习了两个月，就和其他学员转到上海。

三、参加抗美援朝

    1953年3月，上级抽调我们团里的一部分同志到辽宁丹东防空司令部，随即，我们便奉命入朝。后来我被分到前方指挥所，即防空指挥所。在朝鲜的老安洲，我们的指挥所里集中了空军、炮兵、雷达监测兵等联合兵种。那时，生活条件很艰苦，我们有许多日子吃不上新鲜蔬菜。当时在朝鲜，因为绝大部分青壮年都当兵去了，家里剩下的只有妇女、老人和孩子，妇女下地干活，生活很艰难。我们常常帮助朝鲜老百姓，把一些军装、食品接济给他们。我们驻扎的是一个山沟，距我们驻地二华里是一条大河，旁边是公路。一天夜里发生山洪，不想把我们一个参谋住的房屋连人都冲走了。我们顺着河流找了几天也未找到，我们参谋就这样走了。朝鲜的山上有很多山珍，如大棒子、板栗、蘑菇等，但没有上级的命令，我们谁也不能随便上山，因为山上有美军飞机投下的子母弹。

    我们入朝几个月后，1953年7月27日，停战协定在板门店正式签字。1954年的4、5月期间，我们回国了。回国后，上级让我去学习，在丹东市的日本大庙（地名）办了个医训班，学完后，我去吉林省的吉安县实习。实习完毕，回到丹东，被分到军械站的卫生所。

    1957年5月份，部队又送我到天津空军军官学校学习。学习期间，我的成绩很优秀，特别是数学，每次考试都是班里第一。但是很遗憾，由于当时五七年反右，又因为军队精兵简政等原因，1958年4月学校中途停办。为此我非常惋惜。

    1958年5月，我办了转业手续。开始组织把我分到了天津市的政府机关，但规定，所有的军官不许带家属，因我于1955年5月结婚，这时儿子还小，爱人也有工作，这个规定让我当时无法安排家里的一切。我找到分配处的处长，处长问我：“你愿意去桂林吗？”我想了想说：“让我去西北吧，那里搞建设正需要人。”处长一听，很惊讶地说：“西北条件很艰苦，我们准备最后才往西北分配人员，而你却主动要求去那里。”我说：“1942年我就到了延安，一直到52年我都在西北，对那里很熟悉，也很有感情，所以想回到那里工作。”后来我分到了陕西省冶金工业局，它的下属单位全是地质队。从此，我便一直在地质系统工作，直至离休。

我非常怀念我在部队的岁月，我从一个十一、二岁的孩子入伍到部队，是部队培养了我，使我逐渐长大、成熟。记得有一句歌词：“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，一辈子也不会感到懊悔。”的确，那是我激情燃烧的岁月，生命中最灿烂的时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