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杨明轩副委员长家里作客

张宗连口述   杨钟灵整理

一九六七年春，正是“文革”方兴未艾的时候。当时，省级各民主党派机关全部瘫痪，干部既无所事事，亦无所适从。这时，民盟陕西省委机关派我带上单位介绍信，去了一趟上海、北京和太原，目的是走访那里的民盟市委机关，看人家是如何搞文化革命的。坐车由沪抵京，所见皆是一片“造反有理”之类的狂热鼓噪。民盟机关的同志都是随着形势的发展，看看写写大字报，并揭发盟内外所谓“走资派”的问题，与我省西安情况大致相同。所幸的是，这次在京停留期间，我除走访了民盟中央机关和民盟北京市委外，还特地通过民盟中央办公厅的介绍，专程看望了时任民盟中央主席、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杨明轩老人。

杨老早年参加中共后就成为民主运动的积极领导者。他是民盟西北组织的创始人之一，亦为我省久负盛名的老一辈教育家。早在一九一九年的“五四”运动中，他就是陕籍仅有的两个参加者之一（另一为屈武）。嗣后，杨老去天津担任学生会会长。其间，他不但推动了那里的学生运动，还远远点燃了陕西的学运烈火。一九四六年，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。杨老又来到革命圣地延安，曾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。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，西安解放。杨老旋即担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，并兼任民盟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。一九五四年西北大区撤消后，杨老调往北京，曾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，并继沈钧儒之后出任民盟中央主席。一九五二年七月，我从西北区民主党派干部培训班毕业后，留在民盟西北总支部搞组织工作。在此期间，和杨老有过一段工作关系。他在盟内大会上深入浅出的工作报告，平时与其他领导一起来机关部室看望同志们时平易近人的神态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老人唯一的嗜好是爱抽烟，但不动一般香烟，专用期大林式的大烟斗装上揉细了的四川什邡卷烟叶子抽。他常常深入一般干部之中，通过促膝交谈，扎扎实实地进行调查研究，深得民盟西北总支机关同志的赞誉。我这次在“文革”大乱之中进京，一来出于对老领导的崇敬和仰慕之情，二来则缘于十九年未见，对杨老健康状况的关心，更何况当时又处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，杨老的安全亦令人担忧。

三月十日上午九时许，我依民盟中央办公厅给定的地址，独自来到了北京西城区的一个胡同。随即，按照门牌号码，我又找到了一个黑漆大门前。在出示介绍和其它证件并得到杨老准许后，我便由秘书带领去见杨老。这是一座典型的旧式北京四合院，显得古朴、典雅。一进院，我便直向北边的会客大厅走去。杨老闻讯，健步从卧室走出，面带微笑地跟我打招呼。一番寒暄之后，他和我对面而坐。杨老一面手拿烟斗装烟点火，一面断断续续地向我提问。在这种个人命运攸关的特殊时期，杨老问到陕籍乡党，念故之情溢于言表。我一一向他介绍了陕西盟内的名流和好友冯一航、胡景儒、李瘦枝、原政庭、亢心栽、高元白、武伯纶、张性初和张光远等九位老同志眼下的处境。当得知这些好友安然无恙时，杨老立即露出一脸的笑容。须知，处于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下，作为副委员长的杨老，也是停止一切社会活动，终日闭门不出，看看报，读读书，静观时局的发展变化。谈话约摸到了上午十一点钟，杨老唤来秘书，叮咛我是从家乡来的客人，要炊事员做顿家乡便饭，让我品尝一次北京的陕西饭菜味道。中午十二点，秘书准时端来饭菜，摆在茶几上：菜是两荤两素——炒鸡蛋、炒肉丝、炒素菜和凉拌豆腐丝；主食是荞面面条和麦面烙饼。就我们俩人一同用餐，杨老一再劝我吃好吃饱，把端来的饭菜都吃完。饭后，杨老毫无倦意，继续同我促膝而谈。话题转向陕西农村的情况。杨老接连问到去年的收成，今年庄稼的长势，我都一一作答。我说，关中农村情况连年好转，社员生活与三年困难时期相比，普遍大有改善。从眼下的生长势头看，八百里秦川今年麦子丰产很有希望。杨老听罢，连连点头，说“那就好，那就好”。时针指向下午两点，我考虑到杨老该休息了，便婉言告辞，回到了北京前街上的住处。

光阴飞逝。自那日在杨老家作客距今已有三十八个年头了。每每忆念及此，感情不能自制，杨老那慈祥的面容、温和的谈话以及热情款待我的情景历历如在眼前，鼓舞着我辈后来者不断努力，振兴中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