解放前，商界流传着这么几句谚语：“十年能学成个秀才，学不成个买卖人；商人是忤逆行”。本来商人就没有师徒情分，把式生怕学徒成了内行抵掉自己的饭碗，因而多方面的忌妒，施他的小心眼儿。从学徒到当上把式甚至经理，不知要跳多少门槛，要遭际到多少曲折，一家饭总是吃不到头的。大抵学徒因把式和经理的使唤不应手，支应不周到或没有“眼色”，摸不透主人的心事而遭开销的不在少数；也有少数幸免者，首先是荐倌得力和个人争气。

我在宝鸡裕祥福号当学徒时是我的本家族强厚甫推荐的；我得他的力助，从民国九年（1920）到民国十九年（1930），整整熬了十年。尽管有他这个稳当的靠山撑腰，仍难免在第四年末了挨了开销。事后请来了到劲人给我顺说圆锅，才勉强又收留下。过去的那个年月，给有名气的字号当学徒，要经过多少手续：先是引见相貌，还要“合八字”，确定同意了，再测定日子进号门。进门前先要准备二斤猪肉，一双猪蹄，十壶酒，一百个鸡蛋的厚礼；又要香蜡、炮、表等敬神用物。进门之日先敬财神爷，后对全号上至经理，下到相（即学徒）都要磕头礼拜；另外，还要找个可靠的铺保，这些事情办停当了，才算称得上正式夥计。

我在裕祥福当学徒十年，先推磨、做饭、端饭、洗锅、打扫院落、客厅、给掌柜卧室铺床叠被，经常迟睡、早起的立前站后，察颜观色，随时听候使唤，稍有差错，挨打受气；那时，一年到头无有假日（冠婚、丧事例外）。就这样，整整干了六年。六年中抽空儿才学点珠算，来往礼扎。生意门道，要识别银元声色，如包墙、吊铜、灌铅等；又如大烟土的腰袋底座、干縡、短油等；再如盐的分门别类——青盐、湖盐、潞盐、硷盐、噃盐、浪盐、硝盐等······，出于何地，有何特点，都得先弄清楚。功底学到家，才能称得上内行。

裕祥福商号是以钱庄为主，附带经营棉花、食盐、烟土之类。它的熟花生意，占据了宝鸡地区市场。那时，没有机器弹花，用人工弹花，工人三十多名、每人每日以十斤为定额，月初出熟花一万多斤。它的卷捆与保管有一定的技术和规格，这些繁琐而复杂的工作对我来说，不唯样样能做，但有些活干的得心应手，恰到好处。六年后，我出台当了把式，出门当店客，经常住码头。

民国十八年（1929），通过财东和经理的抬举，挂了掌柜的名议，由每年工薪四十元顶上了四厘生意，我便成了财东代理人的其中一个。商界常规，本六劳四分红，如净挣一千元，除投资提取六百元外，其余四百元，经理和顶生意的掌柜按照顶生意的成数多少分配。所谓顶生意，只能在百分之四十的人分内分红。所以，商界把顶生意的掌柜叫“月白”掌柜。我在裕祥福十年当中，只能按照经理的意图办事。民国十九年（1930），裕祥福号生意倒闭了，我们才被解雇回家。当时，西府地区经过大旱，劳动人民流离失所，还在饥饿线上挣扎。我也不能坐着挨饿，于是我拿出我解雇费一百元（硬币）自谋生活。民国二十年（1931）秋后，山区群众急需棉衣，我到秦岭山区的羊肠小道，爬山越岭，淌河徒步，途中住骡马店，披星戴月，迟睡早起，将衣物运到陕甘边界的利桥、白华川、慢坪、桃花坪等地换玉米。因为群众当下无钱，我就把棉花和布匹赊给群众，言明每件棉衣换包谷二斗半（每斗八十五斤），言定农历十月底交清粮食。那年冬天，我在慢坪街租了一间房子，专门收账。山区群众讲信用，短时间内将包谷收齐。腊月初，山外人急着燥买过年口粮，驮的、背的络绎不绝。包谷的价格因之涨到一元钱买三升，我思谋着有利可图，就将所换的包谷如数出售，得白元五百块。从此，粮出山翻成钱，钱进山翻成粮，来了几个回火，共获本利七百块钱之谱。这是我十年的苦熬，首出茅庐的头一手。

一九三三年，我在宝鸡东门口开了没名堂的杂货铺，一九三四年正月，我同秦伯伝、徐孝先每人投资一千元，开设同泰和土店（买卖大烟的铺子），从此，我就成了连东代领的掌柜了。

我在宝鸡经商数十年，兢兢业业，生意顺利，财源蒸蒸日上，宝鸡的商界风俗世故，我都比较熟悉，因此，我在民国三十二年（1944），由商界各工会被选为宝鸡县商会会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