提起民国十八年年馑，都有谈虎色变之感。据当时一些老年人说：“近百年来，除过前清光绪二十六年，就要算民国十八年年馑最严重了”。民国十七年（一九二八年）整年天旱，秋夏两料歉收，小麦干种上，一冬没下雪雨。加之军阀、土匪割据一方，屡屡催粮要款，战乱频仍，无有宁日，人民不能安居乐业。好多贫民穷户，背井离乡，逃荒甘肃、陕南等地，有的出卖妻子儿女，凄惨情景，到处可见。紧接着民国十八年（一九二九年）又遭到百年罕见的大旱灾，饿殍遍野，民不聊生。这年春天，我在宝鸡第一高小（即现在的西街小学）上学，亲眼看见宝鸡街道，老弱男妇，面黄肌瘦，拖儿携女，沿街乞讨，晚间露宿檐台，冻饿而死不计其数。据说县城西关挖一大坑，警察局将冻饿而死在街头的农民，雇人抬走丢在坑里掩埋。我经常在街道看见一人手里拿馍，稍不注意，就被饿急的人抢走边跑边吃。被抢的人随后追赶，抓住就得挨打。因此，他们眼看跑不掉时，就把馍扔到牲畜尿滩里或污水中，待追赶人看到馍已弄脏不再追时，转回拾起插掉泥垢又吃。街道卖小吃的，也常常被人抢走。正如人们所说，那时是“打着吃，刁着喝”，百姓在死饿中挣扎。

同年的夏天，常见有饿倒在地的人，苍蝇在周围盘旋，有的眼角边摆下一堆堆蝇卵。政府当局对此漠不关心，饥饿病死后，雇人抬埋了事。我有时在回家的路上看见奄奄一息的人无人管；有的尸体横在路上，无人掩埋；也有被狼和狗吃得残缺不全的尸体。此种情景，目不忍睹。正如孟子说梁惠王统治下的情景：“民有饥色，野有饿殍，此率兽而食人也”。

当时我家有祖父、父亲和叔父在外教书干公，虽说待遇微博，经济方面总算比别人强一点。但家里大小二十五口人，平时储备粮少，吃饭也成问题。民国十八年春天，我因给学校交不起面（在校搭伙）而休学（当时休学的同学约在一半以上）。回到家里整天挨饿，除老人能吃点馍外，其他人每天只喝两顿稀糊汤，煮点野菜（苜蓿、蔓菁之类）吃，有时糊汤稀得碗里能看见人影。肚子饿得劳动不成，就设法买点油渣、麸皮混合一起烙成饼饼，把醋糟磨细，掺到面里做馍，每人一个或两个分着吃。我看到不少人家里吃树皮、草根、树叶、野菜，过着非人的生活。

这一年小麦从种到成熟，一直大旱，“赤地千里”，小麦长的和“猴毛一样”。成熟时节无法用镰割，只得用手拔，十几个人拔麦，一大晌每人还拔不满一背篓，一亩地只有十几斤收成，麦粒瘦得象茴香子一样。秋粮收成还算好，秋收后有些人得浮肿病死了，说是憋死了。距我家不远有一个容朋老汉，共有三个儿子，一个儿媳和几个孙子，因两个儿子吸大烟，把家里粮食倒卖光了，遇上灾年没粮吃，无人管老人，每天到我家门口要饭，不长时间就病饿而死，用席卷埋。尔后全家人逃荒甘肃平凉。我村的容得意给人拉长工多年，每年挣的工钱，在赌场里输了个一干二净，他女人在民国十八年夏收碾麦时还拎着小孩讨饭，全身浮肿，苍蝇跟着一大群，不久就死了。象这样因饥饿浮肿死亡的人不计其数。据我知道，我村在民国十八年逃荒在外的有容根义、容平玉等十几户，容根顺因生活所迫，到甘肃卖了女人和儿子。以上所见、所闻和亲身经历，只是很少一部分。据说那时，凄惨情景，全县各地到处可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