雍兴公司业精纱厂位于虢镇惠家湾，南临铁路，距城二公里，厂地面积一百三十亩。是当时虢镇地区最大的轻工业厂子。

（一）建厂情况

业精纱厂属雍兴公司领导，老板是大资本家宋子文。民国二十六年（1937年）秋，由于抗日战争爆发，日本帝国主义利用飞机大炮狂轰滥炸，沿海一带和抗战地区工程纷纷向内地迁移。业精纱厂由山西迁来虢镇，厂址设在北街“山西会馆”等处。当时是手工业生产，设有手摇机二十多台，一台机子五十个纱锭。卷棉间一个，约二十个工人，专作清花供应纺纱。

随着生产的发展，在城内租房已不适应需要，此后就在惠家湾购地建厂。民国三十年（1941年）秋迁至新厂，那时该厂拥有资金十五万个银元，在工业落后的虢镇来说，可谓首屈一指。厂址新迁后，由土变洋，更新设备，从手工业生产发展到机械化生产，淘汰了手摇机，安装上英国造的新式铁机子五台，每台有四百二十个纱锭，还增设了动力车间，使用上了锅炉。民国三十二年又从蔡家坡购来六台国产铁机子，每台四百个纱锭，虽然质量差，但还可使用。前后共计十一太铁机子，四千五百个纱锭，工人一千一百多人，内有女工三百多名。

厂子由经理王瑞基、厂长李广生负责管理，成立了工会，主席李景红，继任李荣昌。厂子下设人事、财务、生产、基建四个科；分设清花、纺纱、织布（两个车间）漂染、动力六个车间，每个车间设有主任、带班工头。设炮楼三个，警卫人员二十多名，分为三个班，日夜站岗，工人凭证出入，出厂要搜身，搞得很紧张、很森严。

（二）主要产品

起初纺出的纱，粗细极不均匀，只能织包皮布和十八磅的布匹，与农村土布厚度相似。但质量比土布结实，价值较洋布便宜，农村人争着购买，小胜量大而快。当时虢镇地区没有发电设备，后来该厂增设了动力车间，利用锅炉发电生产，安上电灯照明。生产品种增加为两种：一种叫做洋布（平布），商标“鸡牌”；另一种是粗毛呢子，称“人字呢”。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七年是这个厂子的兴盛时期，产值和产量都有很大的增加（因该厂被水毁，资本无从查考）。据健在的知情老人吴子祥、高容，工人王存录、杨天居等谈：“当时业精是机器生产，布的质量好，价格便宜，把手工业织布厂都给挤掉了，布匹销售还满足不了市场的需要。群众反映业精纱厂在虢镇实在是揽钱哩！”这说明当时业精纱厂生产形势很好，盈利剧增。

（三）罢工斗争

生产不断发展，盈利剧增，相应的应当改善工人生活。但资方一贯利欲熏心，花天酒地，不顾工人死活。一九四七年五月在工会主席李景红的领导下，工人团结起来，举行罢工，要求增加工资，改善福利。厂方不但不接受工人提出的条件，相反叫来军队，架起机枪，企图以武力镇压工人运动，强迫复工。但工人不畏强暴，坚持斗争，后经多次谈判，只答应给一件衣料，即每人七尺布，工人方才复工。

一九四八年二、三月间，物价飞涨，货币贬值，工人月资不够全家糊口，忍饥挨饿，无法维持最低生活。于是在工人李荣昌、吉志义的领导下，举行了第二次罢工运动。这次工人要求：①配发实物面粉；②工资不要票子，改发银元；③修澡塘。厂方请来县长和军队，软硬兼施。先用武力镇压，不行，随后就来软的，“个别谈话”，分化瓦解，企图涣散工人罢工斗争。但工人众口一词，不屈不挠，不答应条件绝不复工。最后不得不答应每人每月发一袋面粉，修了澡塘，才复了工。后来开除了吉永昌，将荣昌关押了一个多月。

一九四八年虢镇第一次解放时，经理、厂长、职员惊恐万分，企图携资逃跑，厂内顿时一片混乱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工人自动组成纠察队，维持秩序，日夜巡逻，守护工厂，使土匪抢厂未遂，避免了损失。

一九四九年四月间，解放大军西进，经理、厂长又企图逃窜，被工人纠察队及时发现阻拦，未能跑掉。不久虢镇解放，该厂即由驻军实行军管，后交由人民政府接管。正当工人以主人翁的态度，努力恢复生产之际，暴雨成灾，工厂被淹。一九五O年农历六月二十二日晚，虢镇北原和惠家湾一带急雨狂风，汪洋一片，加之原上的洪水顺沟急流而下，水量大，流速快，铁路路基高，漂泊的麦草、杂物堵塞了桥洞，水无出路，回旋上升，霎时惠家湾、高家堎低洼地带，全遭水淹，不到一个小时，业精纱厂竟被冲毁，房塌物漂，财产损失惨重，淹死冲走七人。水毁后，该厂东迁，分别归于咸阳西纺一厂和蔡家坡西纺二厂。原厂址先为西北运输公司所占，后为西北工人疗养院，现为西北冶金修造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