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宝鸡旧警察机构设立

警察机构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，历来为统治阶级所重视，它的职能本应是打击歹徒、维持社会治安，但解放前的警察机构却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人民的重要工具，对广大人民群众敲诈勒索、为所欲为，使社会秩序混乱不宁。

宝鸡警察机构的设立大约在民国十年（1921年）。开始名称称为巡逻队，归县政府指挥，后设专人负责，职称“警佐”，初任警佐的为本县人董保三，继任的为付修身（山东人），当时警士有十多人。民国十六年后，正式设警察局，首任局长为本县人顾仁甫，继任人为赵某某。民国二十年（1931年）又改为公安局，首任局长陈志修（乾县人），后继任的有朱凡九、何善射（户县人）、李家树（永寿人），公安局内设督察员，警长、排长、警士约四五十人。民国二十五年（1936年）宝鸡保卫团成立，警务设一助理员（鲁东平）由总团部统一指挥，后不久改为保安大队部。不数年又恢复警察局，直到解放。先后任局长的有董公笏、李子才（兰田人）、李一民、杨源培、张精一（河北人）、王孟卜、薛仁安、赵恒心（东北人）、张纯真（回民）。局内设司法班、特务班、便衣队，还设有妓女从良所，有警员约一百人。

民国二十五年、陇海铁路修通。宝鸡成为交通枢纽，警察机构逐步发展，扩大了组织，除县城内设警察总局外，宝鸡西关、龙泉巷、汽车站、火车站、南河滩、虢镇、阳平镇等先后设立了派出所，县府内还有政务警察队、专办催粮催款等事项。

二、宝鸡旧警察的几项劣迹

1、逮捕进步人士，镇压群众抗日活动

抗战期间，日寇侵入江南，南京失守，国民党政府迁至重庆，该市设有中央警校，特务头子戴笠在该校兼任训育主任，培养出来的学生，多系戴系统的特务人员。毕业后，大部分分配全国各重要城市及交通要害地方，担任警察机构领导职务。宝鸡县当时派来的局长，多半都是军统人员，如王孟卜、张定五等，他们任职期间，内有督查长、有刑警队的组织，经常身着便衣，每天在邮电局检查邮件。到处密查暗访，盘查行人，凡遇有共产党嫌疑及思想进步人士，不是跟踪监视，便是暗逮捕，戴上黑色眼镜，解送西安，马营镇之乔积玉、倪宗宽等就是张定五同秦伯赢逮捕的。

民国三十三年（一九四四年），师志真担任宝鸡县长时，因思想进步而被免职，离职后，警察局长王孟卜即率警察便衣去师家搜查，企图找出证据，对师进行陷害。

2、藉查户口、敲诈勒索

调查户口本来是警察的职责，但国民党的警察经常不断地查户口，其目的在于敲诈勒索，当时市民对他们说的两句话：“黑狗变黄狗，无事查户口”。黑、黄二字是指着他们的衣服颜色而言，当时在宝鸡凡是吸烟卖烟或没有户口的人一被查出来，花上“黑钱”就没有事了，如无钱花，即遭捕押，没有花钱行贿，就判处无期徒刑，押死于凤翔监狱。但郭世来经常大量地吸食、贩卖，因为给当地警察花钱行贿，却无事情；徐俊因未买通专署，被逮捕处死；大烟犯李芳（北城巷人）在判处无期徒刑后，托人说情行贿，花了黑钱，便由陈安岐担保放、调服劳役、逃了活命。反之严风泉的母亲，仅被搜出少量烟灰，因没钱行贿，就被管押判处无期徒刑，到民国三十七年（一九四八年）人民解放军西府出击时、到达宝鸡，开放监狱，才逃了活命；陈安岐宝鸡县城内仁和巷人兼任保长职务，因搬家迁移住所，未能及时去报户口，即被管押，以后花了两块白洋，才放出来。看了以上种种事实，就可以知道当时国民党的警察查户口的目的，是为了敲诈钱财。

3、纵容偷盗坐地分赃

在国民党统治时期、农村土匪多，城市盗贼多。当时的警察局对治安工作不但不管，反而暗地纵容贼盗、危害百姓，坐地分赃过骄奢淫逸生活。在当时社会里，凡是大贼小偷，要想进入城市偷盗，必先上警察局报告登记，由警察暗中划分地段，并指定负责头子进行盗窃。若不登记报告，私自进行偷盗，一经查出，大则被扭送警局，小则即被赶走。这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耳闻目睹的事实。

民国三十二年（一九四三年），有一次，我在虢镇街上看见一个小偷，被人抓住乱打。一个警察走上前去，即将小偷带到局子里去关押，但离开群众不远，他就将小偷放走了。

民国二十七年（一九三八年）夏季，周原乡第五村杨吉祥及其同乡杨丑人，赶了一辆大车去县府支差，因没给政警队花黑钱，即不让其支差，又不放回，人同车辆牲畜押到县府，整整四十多天，一天晚上还被小偷将一头驴子偷去，该杨一家七、八口人，还靠这驴子种地过活，这次被贼偷去，他便寻死卖活，不想再活下去。后来杨吉祥找见了我（我当时是宝鸡县女子学校校长）说明情况，我即去县府寻找政警队长郭殿政，我说杨吉祥的大车来到县府四十多天，你们既不派差，又不放回，昨天晚上还将车上一头驴子被贼偷去，难道县府内边也有贼吗？这太不象话。郭接着说，老兄还要包涵一点，我一定命他们负责去找。不到三天即将驴子找回，以后我问他们为什么找的这么妙，郭说这件事经你说了后，我便找来了贼娃头子，限期三日将驴找来，所以才找的这么快。

4、截抽柴炭，摆赌抽头

旧社会宝鸡地区居民及商人生活上需用的燃料，完全依靠购买柴炭来解决。凡是卖柴背炭的人，绝大部分是渭河南岸秦岭附近的穷苦群众，他们靠背柴卖炭来过日月。冬天大人娃娃因无钱染布，都穿的白色衣服，有些家庭连棉衣都穿不上，平常吃饭大部份吃不到食盐，其艰难情况，可想而知。  他们每天从深山之中把柴炭或担或背赶到集市去卖，警察们一到天亮，即在渡口、城门、截柴抽炭，一个也不空放。他们除烧锅做饭生炉取暖外，剩余的就卖钱肥己。宝鸡如此，虢镇也如此，阳平更厉害。群众对他们这种剥削穷苦农民的行为，莫不切齿痛恨，但均敢怒而不敢言。

旧社会赌风很盛，每逢过年过会，到处有赌博场所，警察保安队暗里抽头，如遇私自摆赌，不通他们知道，就一律被抓罚款。民国十七年（一九二八年）宝鸡警察局长是赵登禹之叔父，也摆赌抽头。

上述国民党警察危国害民罪恶事实，不过仅仅举其荦荦大者，其它如私收花捐栽赃遗害，捏故敲诈等不法行为，不胜枚举，群众都说黑狗队真是无恶不作，无孔不入，实为百姓大害。